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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责任的整合阶段（2006年至今）。

并且中国方面也最有可能无法展现令人满意的透明度。密歇根大学的Nicholos Howson和George Washington's Donald Clarke 最近对中国股东的衍生诉讼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虽然针对局内人的此类诉讼使用"频繁"，并且在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对此类诉讼近乎滥用，但是牵扯到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了之前提到的集团中的国有企业）的衍生诉讼则"令人吃惊地少见"。

大多数国有企业没有董事会，股东的权益"被淡化"了。在中国的法律中，封闭式公司也被理解为"有限责任公司"。如林和Milhaupt所写，中国的经济体系建立在大型国有企业及与国家控股企业的"垂直整合集团"的基础之上。整体上看，这些垂直整合集团控制了120家国企，皆通过国资委受到政府的控制。但这单生意被立法机构审查时，一个彭博社的报道引用了情报官员的话说，华为保持了"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及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紧密联系，甚至是定期的沟通"。

立法机构特别要求，被外国政府所控制的外国经济体的投资必须被审查。这些企业不受"反垄断法"的约束，在与外企和民营企业的竞争中受到保护，占全国GDP的62%（2010年数据），其股东的角色被"淡化"。我认为，广东的这个提法对全国来说，都是很有启发性的。

当时，人们主要争论的问题是要不要改革，而今天的问题已经明摆着，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改革也已经到了这个程度，讨论的是怎样把改革的工作继续做下去，更主要是从哪些方面着手。他说，广东的腾笼换鸟提法对全国来说，都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他对广东处理乌坎事件的做法和成效表示赞赏，并期望广东在继续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加强社会管理和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继续为全国作出贡献。但任何地方都要选择适合本地的政策，因为它未来要开拓的是本地的市场。

今天，我们需要的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一会儿经济过热、一会儿经济变冷，热了就紧缩紧缩，冷了就刺激刺激，这都是外来的力量在对经济起作用。

过去我们常说，无农不稳，这话是对的，到现在仍然有效，没有农业，社会就不能稳固。南方日报：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在这一轮改革中，您对广东有怎样的期许？厉以宁：我希望广东未来在两个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一是总结乌坎村事件处理的经验，这个可能会为全国社会管理方面作出贡献，广东在乌坎事件的处理上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广东腾笼换鸟的提法对全国来说，都是很有启发性的。厉以宁认为，我国下一轮改革中，顶层设计非常重要。

我们的改革如果不继续深入下去，就可能生病。改革就是让你自身的机体能够形成一种机制，政策给你刺激，那都是外来的。过去我们经常批判小富即安，今天同样需要这样。◎今天，我们需要的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

南方日报：您认为有哪些问题需要讨论顶层设计前取得一致认识？厉以宁：今天，我们对民营经济的问题需要站在更高的高度来认识。深化改革建促经济发展机制南方日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70次提到改革，您觉得深化改革的时机到了吗？厉以宁：今年更突出了改革。

在您看来，这对广东未来的经济发展将起到怎样的作用？厉以宁：前几年，广东提出的腾笼换鸟实际上就是我说的产业转移，将已经不适合在广东发展的产业进行转移，这种转移是为了给广东腾出空间，留给更适合广东经济发展方式的产业。三是制度创新，这三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不能再靠摸着石头过河，水深了已经摸不着石头了，这就需要顶层设计。改革越往前走，就越往深层次发展，就一定要有一个通盘的设计，城乡的统筹、区域之间的协调都需要做。最重要的是，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能逐步实现产业升级。但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看，再加上一句，无民不稳，这个民就是民营经济。来源: 南方日报2012年03月12日 进入 厉以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腾笼换鸟 顶层设计 民营经济 。二是广东的民营经济发展得非常好，而全国范围来看，民营经济也有很多需求。

当然，不是说有了机制以后，就可以不要宏观经济调控，而是首先要依靠自身机制的作用，不是完全依靠外来的力量对经济进行干预。产业转移不仅是因为要素成本的上升，也是为了更好地开发中西部市场，提高当地购买力和市场容量。

从另一个角度看，再加上一句，无民不稳，这个民就是民营经济国企和民企都难以成为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主体，也就无法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我们的改革是渐进式的。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但实际上融资难始终制约民企的发展。

对于这一点，政府和全民早已达成共识，中央也一再强调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政府仍在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中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企业仍然是政府的附庸。转变政府职能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为什么同样知易而行难？这就在于30年的改革中，中国形成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从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由投入型增长转变为技术进步型增长。

究其原因，从经济层面上来看，在于这种高增长是投入型的，依靠的是政府的大量投资、资源大量消耗、环境污染加剧和工人的低工资。而且，拖的时间越长，付出的代价越大。

它们的规模小、实力弱，经不起经济风浪的冲击，艰难地谋生存，连发展也谈不上，哪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民企缺乏创新能力固然有它们自身的原因，如小富则安的心态，满足于当小老板，不愿与别人合并，或者目光短浅等等。开始取得成绩容易，但越走向前越艰难。

民企处处受到限制，甚至会由于初期莫须有的原罪而受到打击。第二次转型比第一次要难得多，但中国要前进，要发展，不实现第二次转型或再转型就无其他出路。

倚靠政府给予的垄断地位，国企不用技术创新也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只有企业有独立决策的能力，以企业为本位，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最优，也才能实现技术进步。30年来，中国实现了历史上空前的高增长，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资源配置应该由企业来主导，技术进步也应该由企业来推动。

国民经济由这样的国企主导，能实现技术进步吗？民营企业已经占了国民经济的大半壁江山，尤其在对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出口部门，占了80%。如果不深化市场化改革，中国将面临全面的经济危机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维持现状？还是克服阻力深化市场化改革？近日，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中心共同提出的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警示，如果不深化市场化改革，中国将面临全面的经济危机。

但政府干预太多，没有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也是民企做不大、做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样的国企既没有创新的动力，又没有创新的能力。

在有些地方，民企与国企并没有取得相同的地位。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进入 梁小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市场化改革 。